最丰盛的年代

有方作者杨鹏 | 编辑：原源 | 2021.09.09 14:24

在百年现代建筑史上，实有价值却被主流话语长期忽视的“非著名”作品、建筑师，绝非个别。由此而有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杨鹏主持的有方专栏，「沉默的群星」，分12期介绍被建筑理论界遗忘或简化的现代杰作。

1960至70年代，建筑世界的丰盛令人惊叹。教育、办公、文化、宗教等种种功能类型的建筑，都结出数量可观的成熟果实。它们提醒后辈建筑师，在形式“创新”方面保持谦逊；同时也在鼓励他们，“尽器，则道在其中”……

文 | 杨鹏

专程来到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偏僻小镇，探访圣约翰天主教大学，只因为这里有著名建筑师布劳耶的作品。大学的图书馆，外观只是一座其貌不扬的方盒子，走进室内却立刻被震撼。开敞的阅览大厅里，耸立着两棵巨大的混凝土树，每一棵树向四个对称的方向，伸出十二根“树枝”。长60米、宽40米的屋顶，完全由它们支撑——进一步的震撼，是发现这座图书馆建成于1964年。

△ 明尼苏达州圣约翰大学图书馆，1964年

匈牙利人布劳耶（Marcel Breuer，1902—1981），包豪斯建校初期的王牌毕业生，他的建筑设计成就，很大程度上被自己设计的“瓦西里钢管椅”（Wassily Chair，1926年）所掩盖。布劳耶的建筑手法是多面的，他既擅长包豪斯风格的长方体加减法，例如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（Whitney Museum，1965年），也青睐抽象雕塑式的混凝土结构，这一点得益于他和意大利结构设计师奈尔维合作，设计的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。1960年代，布劳耶规划了圣约翰大学的整个新校园。校园里他设计的几座核心建筑单体，都采用具有雕塑表现力的混凝土结构。

1960年代，难道不是充斥着大学生的示威与骚乱？事实上，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，恰恰是全世界多数地区建设大学校园的高峰期，扩建或者新建的校园遍地开花。一方面，战后的仓促重建已经抛在身后，社会总体上繁荣稳定；另一方面，出生在1950年前后“婴儿潮”中的婴儿们，正待走进大学校园。仅仅选择几座大学的图书馆，就足以展示那一时期蓬勃的建设热潮。

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图书馆（UC San Diego, Geisel Library，1969年），整体如同一棵巨大的树，雄劲的混凝土结构向四面悬挑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图书馆（UC Irvine, Langson Library，1965年），混凝土预制的曲面遮阳板，铺成图案优美的表皮。这两座风格截然不同的图书馆，竟然都出自美国建筑师佩雷拉（William Pereira，1909—1985）。

△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，1969年

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，1965年

欧洲的大学的建设力度，丝毫不亚于美国。除了人口增长和战后重建，复杂的文化因素也推波助澜。比利时的荷兰语和法语国民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，在1960年代激化。著名的鲁汶天主教大学（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），不得不分裂为二。讲荷兰语的教师们留在古香古色的老校区，讲法语的教师们另起炉灶，重建新的校园。

比利时建筑师雅克曼（André Jacqmain，1921-2014）设计的科学图书馆，于1975年建成（2017年起改为大学的博物馆），是整个新校园的精神核心。醒目的斜坡屋顶，清水混凝土墙面上精巧的圆形、梯形的窗洞，在当时欧洲建筑界“粗野”的洪流之中，保持着温和、优雅的文化气息。自从新艺术运动时期的范德维尔德（Henry van de Velde）、奥太（Victor Horta）退场之后，比利时建筑师就极少出现在建筑史著作和展览中，近乎于整体上的“消失”。当然，拥有将近1000万富庶的国民，拥有悠久的精细手工艺传统，比利时从不缺少富有水准的建筑师，他们只是没有被主流评论界的聚光灯发现而已。

△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图书馆，1975年

与此同时，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里，1968年创立的本古里安大学（Ben Gurion University），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。这是古老的民族塑造崭新国家的关键一步，它也为年轻一代以色列建筑师提供了绝佳的舞台。1972年建成的大学主图书馆，出自建筑师纳德勒夫妇（Shulamit and Michael Nadler）。同样是斜面的屋顶，几十个天窗模块层层叠叠，形成神庙一样沧桑的纪念性。

△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图书馆，1972年

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，每一种功能类型的建筑：教育、办公、文化、宗教……，都呈现着丰富多样的形式：雕塑化的造型、理性的结构美、典雅的表皮装饰……，并不是少量尝试的萌芽，而是数量可观的成熟果实。

大型企业的办公总部，绝不只有包豪斯式或密斯式的盒子。约翰逊制蜡公司（在中国称作“上海庄臣”），它的名字因为赖特设计的企业总部，成为建筑史上的专用名词。这家公司位于荷兰的欧洲总部，委托给荷兰建筑师马斯坎特（Hugh Maaskant，1907-1977)。1964年建成的公司办公楼，像一个巨大的飞去来器，凌空架在水面上，完美地延续了这家企业的光荣传统：总部建筑本身，是企业最耀眼、宣传力最持久的广告。

△ 约翰逊制蜡公司荷兰办公楼，1964年

美国建筑师迪顿（Charles Deaton，1921-1996），在1960年代就大胆地尝试雪白的自由曲面。这种手法在40多年后将成为套路，而当时很自然地被许多同行视为异端，迪顿的实施项目只能局限在偏僻地方的小型建筑。在科罗拉多州偏僻的小镇恩格尔伍德，1967年建成了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储蓄银行（Savings Bank of Englewood）。一个富有科幻气息的巨蛋，幸运地被小镇居民们接受，在落成50多年后仍正常使用，并且于2016年列入美国政府的《国家史迹名录》（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）。

△ 恩格尔伍德储蓄银行，1967年

△ 恩格尔伍德储蓄银行，首层平面图

在剧场或会堂建筑领域，堆积着许多精彩的非著名作品。意大利人莫里诺（Carlo Mollino，1905-1973），身兼建筑师、家具、舞台布景和赛车设计师，是无法归入任何阵营的独行侠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的才华足以和斯卡帕、阿尔比尼、庞蒂、罗西比肩。在他的代表作都灵“皇家剧场”（Regio Theatre，1973年），莫里诺包揽了从建筑整体到室内设计的几乎所有细节。在他眼中，传统与现代之间、建筑与家具和装饰之间，种种分界都是不存在的。沿街立面上S曲线的玻璃幕墙，衬托着红砖墙面上鱼鳞一样的浮雕图案。1700座的歌剧大厅里，流线型的包厢、铺满渐变条纹的天花板、瀑布一样的吊灯，都是莫里诺签名式的奇幻和浓艳。

△ 都灵皇家剧院外立面，1973年

△ 都灵皇家剧院观众厅

甚至只是一座高级中学的自用会堂，也可以成为形式与功能合一、建筑与结构合一的典范。洛杉矶附近卡尔弗城高中的“弗罗斯特纪念会堂”（Robert Frost Memorial Auditorium，1964年），因著名诗人得名，设计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建筑事务所“弗卢埃林与穆迪”（Flewelling & Moody）、不到三十岁的结构工程师纳瑟尔（Andrew Nasser）。贝壳形状的混凝土折板屋顶，覆盖着1200座的观众厅。屋顶的厚度仅有约100毫米，得益于那根巨大的圆弧形支撑，它既是结构稳定的关键构件，也是整座建筑造型的焦点。

△ 卡尔弗城高中大会堂，1964年

基督教世界里需求量巨大的社区小教堂，是新的建筑手法理想的试验场。面积规模不大（通常有两三百个座席），造价成本相对宽裕，并且适合施展象征性的表现手法。美国建筑师萨莱诺（Joseph Salerno，1915-1981）设计的康涅狄格州小镇罗威顿的社区教堂（United Church of Rowayton），1962年建成。弯曲的木结构，支撑起不规则的自由曲面，与小沙里宁大致同时期的耶鲁大学冰球馆相比，这座小教堂打破了中轴对称，更加自由和灵巧。毫不夸张地讲，这里既是实用的社区交往场所，也是理想的“美育”课堂。

△ 罗威顿联合教堂，1962年

1965年，汇集全世界2000多位主教的“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”（Second Vatican Council）隆重闭幕。随之宣布的一系列天主教的重大改革（例如神父与信众之间的关系），掀起了建设教堂的一波浪潮，以适应新教义所要求的空间格局。在天主教传统深厚且建筑水准极高的德国西部，短短几年之内，建成了数百座富有特征的小教堂。位于小城诺伊斯的圣保罗教堂（St. Paulus Church，1968年），是教堂建筑呼应教义改革的典型实例。设计者沙勒（Fritz Schaller，1904-2002），毕生设计建成了30多座教堂。圣保罗教堂室内的混凝土折板，呈现强烈的几何线条和光影韵律，这是此前天主教教堂罕见的简洁和抽象。

△ 诺伊斯的圣保罗教堂，1968年

“沉默的群星”系列前面各期介绍的非著名案例，超过半数都建成于这个“最丰盛的年代”。不要忘了，就在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，密斯、阿尔托、夏隆仍有晚期作品，路易·康、小沙里宁、尼迈耶和斯卡帕正值事业高峰期，丹下健三、贝聿铭锋芒毕露，斯特林、文丘里和罗西刚刚登上舞台……。这十多年的建筑世界，拥有惊人的“丰盛”，甚至可以武断地使用最高级形容词。

放眼全球，从西欧、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地域/国家，到东欧、前苏联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和南亚，虽然有局部战争和骚乱，但是多数地区的物质条件、人口数量和相应的生活需求，都在稳步增长。

将近四十岁的柬埔寨建筑师莫利万（Vann Molyvann，1926-2017），从法国学成回到祖国，被委以重任。在1970年前后，国家体育场等项目纷纷建成。莫利万带回了勒·柯布西耶风格，又成功地加入气候和文化的地域特征。例如金边外国语学院，别致的底层架空和屋顶通风构件，契合当地的湿热气候，也颇有形式感。然而就在事业的高峰期，随着红色高棉掌握政权，莫利万不得不前往瑞士避难，1990年代才返回祖国。

△ 柬埔寨金边外国语学院，1972年

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，建筑师阿穆里（Beda Amuli，1938-2016）设计的一座贸易市场（Kariakoo market）于1974年建成。阿穆里是坦桑尼亚乃至整个东非地区，第一位独立执业的本土建筑师。市场的伞状屋顶，由矩阵式的24个混凝土单元组成。雨水在伞状的屋顶收集，通过柱子中空的管道，汇入地下的储水罐。坦桑尼亚在当时的非洲也属于经济落后国家，而业主和建筑师能够合作实现这样的作品，难能可贵。

△ 坦桑尼亚的市场，1974年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令人惊叹的丰盛，有其必然的、理性的成因。1930年代初，欧洲已经被经济萧条和战争阴云所笼罩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产生的许多建筑思潮，不得不止步于零星的试验。进入1960年代，只是顺理成章地迎来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的“爆发”。伴随着19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和经济低潮，建筑形式的潜力也已基本上释放完成。此后，除了某些昙花一现的思潮，总体而言，建筑语汇的发展处于“平台期”，直到二十一世纪初，建筑师获得了计算机这样强悍的助手。

然而即便是当下新锐的建筑语汇，相对于50年前，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进步？这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某些风口浪尖的“名作”，只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，以更大的建筑规模叠加更大程度的夸张。实质性的平台期，很可能还要短暂地延续，直到3D打印、透明混凝土等新材料和施工技术真正普及。

强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形式多样性，不仅仅是为了积累一些史料价值。对于今日的建筑师，至少还有两方面的价值。其一是微观层面的“谦逊”。今日的建筑师们，似乎没有理由为了一点单纯的形式“创新”而沾沾自喜。既然从绘图手段、材料种类到施工技术，都有显著的进步，更应当在综合的、深刻的层面，超越50多年前的同行。

其二是宏观层面的“自信”。建筑师大可不必求助于福柯、德勒兹，甚至不需要科学、玄学的加持。建筑就是建筑，作为独特的社会对象，它理所当然地拥有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，也拥有自身的资源宝库。“尽器，则道在其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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